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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舊塑料瓶丟進機器，最后吐出來的是上百顆切面精細、像藥片一樣的再生聚酯顆粒，這些顆粒可以再次做成飲料瓶。但是，這間“亞洲最大的”回收塑料瓶處理生產線，從2013年開始因為“貨源”不足已不再開工，被擱置了三年多。

這背后隱藏的是北京廢品回收領域的“暗戰”。

盈創的產能是一年可以處理5萬噸的塑料瓶，但平均每年僅能收到1-2噸的“貨源”。也就是說一年可處理22億只廢舊飲料瓶的機器，實際最高時僅處理了8億多只。“缺貨”、缺垃圾、缺塑料瓶……被認為是這條生產線荒廢的最大原因。

但與之矛盾的是：北京市發改委和市城市管理委員會的數據顯示，北京的垃圾量逐年在上漲，前兩年北京垃圾日均處理量是1.8萬噸，今年達到了2.17萬噸，整體增加了兩成。北京一年廢棄約60億只左右的塑料瓶，而盈創設立在各城區的5000多個有償智能回收機每年能收回的飲料瓶只有4000萬只。

那么，垃圾都去哪了?有統計說，其實99%的廢品回收市場掌握在城市“拾荒大軍”手中。2014年北京的調查數據顯示，垃圾產生量700萬噸，現代“丐幫”們撿來的可回收垃圾資源，同樣是700萬噸。所謂的現代“丐幫”撿回的垃圾資源，最終的流向是北京四環外的82個廢品集散地，垃圾會被分門別類地運往河北省各地，已經自發形成了一條專業的垃圾回收產業鏈。

  

但是，與正規企業不同，丐幫的環保成本幾乎為零，盈創公司總經理常濤說，“那個市場上幾乎污水橫流。我們拿生物堿清洗，他們拿工業強堿清洗，污水也不經任何處理直接排放，無論是環保成本、還是正規用工等各個方面產生的成本損耗，最終計算出塑料瓶的收購價，我們根本競爭不過這些小黑作坊。”身為“正規軍”的環保企業被“拾荒大軍”擊垮，投射出中國環保產業之“痛”。

關于這個話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做出了分析評論：

常紀文：循環經濟是國家戰略，必須執行的。但是循環經濟不僅要講究經濟效益，還得講究環境效益。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企業和從業者不得進入這個行業，但是目前落實的不好。循環經濟應該優化產業鏈，全鏈條進行管理，特別是要采取一些經濟刺激的手段，這在國外證明是比較可行的，包括押金等制度。這樣才能使循環經濟的戰略既有目標而且可執行。

根據報道反映的情況來看，這個小作坊式的塑料瓶回收企業，它的環境成本基本上是沒有的，所以它的收購價格很低，它就有優勢。而正規企業去回收，就沒有環境成本上面的優勢。這說明我們在監管上還存在一定的問題。特別是像拾荒者這些低端產業從業者現在正慢慢撤離北京，因為撿廢品的收益在慢慢下降。如果環境成本解決不了，那么這些塑料瓶可能收集以后還會跑到河北這些地方去。因此它環境成本低，從業者的收入比較高。

           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要從四個方面去著手：第一是嚴格執法，淘汰小作坊。現在京津冀正在搞協同發展，那么應該嚴格執行產業政策，對于低標準的那些小作坊應該提前淘汰，并且對地方政府進行考核，發現了應該追究地方黨政領導的責任。第二是嚴格規定廢品集散地的塑料瓶只能通過特定渠道回收，或者只能賣給有循環經濟利用資格的企業，防止那些防止他們收了之后賣給那些低端的小作坊，因為它排放污染物不符合標準。也就是說，必須制定一定的要求。第三是推廣塑料瓶回收利用機器。我們在歐洲做訪問學者的時候，他們在社區、學校對于玻璃瓶、塑料瓶都是采取專業化、專門化的回收。

         比方說能不能建立押金制度，塑料瓶通過機器回收之后押金也退回來了，然后這個玻璃瓶的費用也退回來了，這就是前端的垃圾回收制度，就是讓正規軍來專業化、專門化從事這個塑料瓶的回收。這是很前端的，防止塑料瓶流向社會市場，那就很難管了。第四是搞垃圾分類，從我做起。如果說垃圾分類搞得好，塑料瓶和其他的垃圾區分開之后，就會有一些專業化的運營公司來進行管理，拾荒者就不能進來了。這也有利于塑料瓶、玻璃瓶得到有效的回收。

     總體來說，國家雖然制定了好多標準，制定了好多規范，但是第一個就是可操作性不強，很多法律法規規范仍然很抽象，第二個就是執法不夠，應該建立有關部門的清單，比如塑料瓶回收這個部門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那個部門應當承擔什么樣的責任，應該明晰，否則最后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人去進行監督，所以要重在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