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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在極大豐富了物質生活，徹底改變了人類衣、食、住、行的同時，也消耗了大量自然資源。  　　自然資源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擁有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擁有量，很多礦產資源包括油、氣能源的儲量都不足而不得不依賴進口，已成為保障民生與可持續發展的一大瓶頸。  　　

中國用短短60多年的時間走過了工業發達國家將近200 年的工業化歷程，如今已成為全球僅次于美國的GDP第二大國，但與此同時也還是世界第一資源消耗大國與進口大國，而環境污染之重已成為全球之冠。  　

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錢易是中國著名的環境工程專家和環境教育家，參與并推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的制定與施行。 

 　　資源再生的意義近3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速度一直領先于全球，對于資源的消耗也因此而始終位列世界前茅。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2008年所消耗的自然資源達226億噸，幾乎占全球消耗總量的1/3，是全球第二大資源消耗國美國的4倍。  　　錢易就此指出，中國自然資源總量雖然龐大，但人均擁有量卻很低，而資源的再生循環利用，則在相當程度上可以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

  　　她表示，對人類而言，任何資源都有其生命周期——從開采、提煉、生產、銷售到最終的廢棄，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由資源到產品、再到垃圾的生命周期;而從客觀的角度而言，資源再生就是要延長資源的生命周期。

  　　“作為全球人均消耗資源最多的國家之一，過去美國人生動地將資源消耗的過程描述為‘從搖籃到墳墓’，因為他們這時已經意識到要節約資源、要防止污染——從資源的‘搖籃’到廢棄品的‘墳墓’，因此提倡在這個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與階段都要注意節約資源、防止污染，為此需要采取改進工藝、改進資源使用方式、方法等一系列的措施。”她說：“最近十年美國人的理念發生了改變，對工業產品生命周期的描繪也改變成了‘從搖籃到搖籃’，強調的是資源的再生。任何產品在報廢后，都可以再生利用成為資源，這種資源再生的理念改變了人類經濟增長的方式，包括消費的增長方式及消費的習慣也都會發生改變——這也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使地球資源消失的速度得以大幅度的減緩。”錢易指出，在這個方面，資源短缺的日本遠遠地走在了中國的前面：“日本國土面積小，資源十分缺乏，早就覺悟到應該節約資源、再生利用可再生的廢品，在回收利用各種固體廢棄物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績。”據此錢易表示，她認為資源再生具有三重方面的重大意義：首先，可以緩解資源短缺的瓶頸，使人類利用自然資源的時間得以延長——資源的循環利用可以將自然資源的損耗減少到最小，而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這個時間在理論上甚至可以無限接近于無限;其次，環境污染可以減輕，過去廢舊物品被稱為垃圾，隨意拋棄對方污染環境，現在垃圾被稱為城市礦山，將得到分類回收利用，對環境的污染就必將大大減少，實現了變廢為寶;再次，當前世界經濟、中國經濟都處于發展的低谷期，如果能夠將資源再生作為新的目標與戰略方向，中國將可以擁有一個新的經濟增長基點，衍生出許多新的相關產業。

  　　錢易就此呼吁，在即將制定的“十三五規劃”中，一定要將資源再生作為一個重點的項目予以規劃，這對于中國未來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幾年前，一位耶魯大學的教授應邀來清華大學做學術交流，在報告會場他向大家舉起了自己的手機，并告訴大家，那部摩托羅拉的手機是一部再制造產品，其中重復利用的零部件比例高達80%以上，但它的功能完全等同于采用全新零部件制造的產品，而且據介紹其部分性能甚至要優于全新制造的同款手機。”她說：“這個案例給我的印象極其深刻——再制造正是資源再生利用的一種方式。”錢易指出，在再生資源 回收利用領域發達國家走在了中國的前面，不僅已經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而且也制定有許多相關的制度來作為其保障。她認為，其中影響十分深遠、也值得中國借鑒的一項制度，就是“生產者延伸責任制”的確立與實施。  　　生產者延伸責任制度(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system)又稱企業延伸責任、產品延伸責任(Extended Product Responsibility)、產品監護責任(product guardianship， product stewardship)、生產者后責任(latter producer responsibility)、產品和生產者延伸責任(extended product an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而這些概念的差異性，則表明了其內涵的細微不同。  　　歐盟將生產者延伸責任定義為生產者必須承擔產品使用完畢后的回收、再生和處理的責任，其策略是將產品廢棄階段的責任完全歸于生產者，目前大多數國家都采用了歐盟的定義。

  　　歐盟規定廢舊電子電器產品的處理費用將由生產企業負責，比如彩電或冰箱，每臺將被加收2～3%左右的回收處理費用，該費用附加在出售產品價格中。

  　　日本從2001年開始，規定家電生產企業、銷售商以及消費者有回收和循環利用廢棄家電以及負擔部分費用的義務。在實施過程中，由制造商負責回收、再生和處置，而費用由用戶負擔。由于回收家電要向用戶收取處理費，在執行的當月回收的廢舊家電數量只有20萬臺，不法丟棄比上年突增25.5%，后經教育和對不法投棄者進行處罰后，情況才有所好轉。  　　在運用法律杠桿方面，目前發達國家對電子廢棄物的處理與利用都有細致而又明確的法律規定，而且都共同強調資源循環利用這一可從源頭上著手解決環境問題的途徑。 

 　　中國于國務院2008年8月20日通過、2011年1月1日起開始施行的《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管理條例》中，對于廢舊家電及電子產品回收處理的定義、使用范圍以及各方責任做出了明確規定：國家對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實行多渠道回收和集中處理制度，并對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實行資格許可制度，由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審批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企業資格。 

 　　錢易指出，亡羊補牢所要付出的代價遠較未雨綢繆要高，因此，除了加強資源的再生循環利用意外，還必須預防和杜絕對資源的鋪張浪費：“諸如通過更好的產品設計來延長產品的使用壽命，這本身也是防止環境污染、節約資源的一種有效方式。”事實上，推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一方面要求生產者在設計、生產產品時減少原材料使用和能量消耗、延長產品的使用率或產品使用壽命并減少消費后廢棄物的數量，不僅能夠有效減少開礦所帶來的廢料和環境破壞，同時可以降低生產、銷售、回收和廢棄物處置過程中所產生的資源消耗，而且由消費者所承擔的費用也可以更低。  　　另一方面，還要求生產廠商回收利用廢舊產品，因為生產廠商有技術、有能力實行再制造，把廢舊產品上的零部件使用到新產品的生產中，還能確保產品的質量，達到減少資源消耗、降低生產成本、又減少污染排放的三贏效果。”但毋庸置疑的是，實施生產者延伸責任制最基礎、也為重要的一個環節仍然是對廢棄產品的回收。錢易指出，在這個方面日本再次走在了中國的前面。  

　　“日本在城市垃圾處理方面做的最好，其城市垃圾分類多達32種，在全國設有26個生態鎮，其中全部都是各種各樣的垃圾回收、處理工廠，幾乎包含了處理一個產品整個生命周期的能力;德國的城市垃圾回收率、收集率也都在 60%以上，再利用率在 90%以上。”“按照比例，日本的單位GDP消耗資源數量是最少的。緊隨其后的是德國，其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資源消耗卻降幅很快，在這個領域的進步很大。”錢易說：“中國與德、日相比，差距仍然極大，還有太多的短板需要我們去彌補。”資源再生的實施對于資源再生的實施，錢易指出必須要落在實處。她就此建議，應大力加強工業園區的生態化建設：“這些年中國各地都發展了許多工業園區，但許多園區中不同企業只是簡單地成為鄰居而沒有能夠形成工業共生代謝的關系，因此也還不是生態化的園區。”據錢易介紹，所謂工業共生(industrial symbiosis)代謝，是指一種工業企業，其架構下的某一生產過程產生的廢物可以用作另一生產過程的原料，從而最高效地利用資源和最大化地減少工業廢物。  　　生態工業園區是根據工業生態學原理和循環經濟理念設計建立的一種新型工業組織形式，通過工業園區內物流和能源的正確設計，模擬自然系統建立產業系統中“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的循環途徑，實現物質閉環循環和能量多級利用。

  　　在這樣的體系中，一個企業的“廢物”同時也是另一個或多個企業的原料，由此可以實現整個體系向系統外的零排放。  　　本質上，生態工業園區是人模擬自然生態系統而建立起來的一種工業平衡體系，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通過它可以充分地利用有限的自然資源。生態園區內的工業鏈接服從自然生態規律，但同時也受市場經濟規律的制約，其中人的主觀能動性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生態化園區以生態工業理論為指導，不僅著力于園區內生態鏈和生態網的建設，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利用率，從工業源頭上將污染物排放量減至最低、實現區域清潔生產，而且仿照自然生態系統物質循環方式，使不同企業之間形成共享資源和互換副產品的產業共生組合，使上游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物成為下游生產的原料，達到相互間資源的最優化配置。  　　與傳統的“設計—生產—使用—廢棄”生產方式不同，生態工業園區遵循的是“回收—再利用—設計—生產”的循環經濟模式。  　　錢易以廣西貴港生態工業園區為例，闡述了生態工業與生態園區的具體例證：一根甘蔗，傳統的制糖工藝是“甘蔗--制糖--蔗渣”，但在生態工業理念下，—甘蔗、蔗渣、糖蜜、等所有廢料都得到了利用，除了蔗糖產品外，還可獲得酒精、牛肉制品、牛奶制品、酒精、紙漿、紙張等多種產品，廢棄物幾乎全部成了資源。  

　　錢易指出，在由一系列制造型企業和服務型企業組成的生態工業園區內，企業間是按工業“食物鏈”和閉路循環型來實現園區、企業和產品多個層次生態管理的;而且園區內企業這種相互依存、類似于自然生態食物鏈過程的“工業生態系統”也可以用“工業鏈”來表征，且工業鏈與食物鏈也有著諸多相似之處。 

 　　就某種意義而言，生態工業園區也是由單鏈結構、并聯結構逐漸發展而來的，網狀結構是其頂級狀態，這已從成功運作的生態工業園區如貴港的生態化工業園區，以及其他類型的生態化工業園區得到充分的驗證。  

　　生態工業園區是包含若干工業企業，也包含農業、居民區等的一個區域系統。在園區內的各企業內部實現清潔生產、減少廢物源，在各企業之間實現廢物、能量和信息的交換，完善資源利用和物質循環，使得區域對外界的廢物排放趨于零。 

 　　工業生態學將工業園區這樣一個人工生態系統設想為自然生態系統，也存在著物質、能量和信息的流動和儲存，并通過工業代謝研究，利用生態系統整體性原理，將各種原料、產品、副產物乃至所排放的廢物，利用其物理、化學成分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互為因果地組成一個結構與功能協調的共生網絡。  　　而生態工業園區，則特別強調應包括一個類似于生態系統中還原者作用的還原過程，通過它將污染廢棄物質再資源化、或更新資源生產的持續性。

  　　錢易表示，除貴港外近期還考察了其他四個城市對于城市礦山的開發利用，并感覺收獲頗豐：“其中天津子牙工業園區對于廢舊汽車、電器電子廢棄物的回收利用卓有成效，令人印象深刻。”她說：“蘇州對于居民餐廚垃圾之外的城市餐廚垃圾回收率已經達到了70~80%，其所回收的廢油 被加工為工業用油及燃油，除節約石油外，殘渣還可以加工為農業肥料。”“武漢的優勢與天津相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格林美公司的一個廢舊家用電器展廳，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儼然便是一幅中國家用電器發展史的鮮活長卷。”錢易指出，由格林美所主導創建的“回收哥”模式不僅僅是一個回收平臺，更為重要的是其對中國資源回收從業人員的一次全新定位，其社會意義更在于平臺本身之上：“我把這些相關信息告訴小區收廢品的小伙兒，他對此也感到非常地興奮，與有榮焉。”此外，她對于天津泰達低碳經濟促進中心的運作模式也頗為贊賞——通過在中心網站對全國各地企業“多余廢棄資源”的收集與展示，極大地促進了全國范圍內的資源再生利用：“這是一種‘紅娘’式的服務，效果極其地顯著，但更為重要的是由此而體現出來的這種綠色理念。”錢易所考察的最后一個城市是鄭州。她表示，此次考察給她最為深刻的印象，是中國需要更多的企業致力于再生資源產業，象格林美這樣的企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希望在十三五期間，能夠實現在每個城市都初步建成完整的城市礦山資源再生產業鏈。”她透露，清華大學的相關課題組正在研究開發由生活垃圾、廢棄電器電子產品等構成的“城市礦山”的潛力：“雖然目前還沒有得出最終的權威性數據，但已然可以對諸如其中所蘊含的金銀銅鐵錫等稀貴金屬 的開發潛力等可量化項目進行計算。”據錢易介紹，在再制造領域中國也已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如由中國工程院院士徐濱士所主導的再制造坦克、裝甲車輪胎性能已完全達到了新制造輪胎的水準;此外在齒輪的表面處理并用于再制造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徐濱士院士通過對輪胎磨損部位的再制造實現了輪胎整體的循環利用，在軍事和經濟上都具有重大的意義。”錢易表示，這項相關的技術也已正在向民用領域進行推廣，相信未來將在中國再生資源領域取得更大的成就。

  　　錢易還呼吁，對于那些原本還沒有使用城市污水系統的農村地區，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可以不去建設現行的城市污水、糞便處理系統，而改用更為節水、更為環保、更便于回收資源、能源的其他處理方式。

  　　“將糞便用數倍、甚至于數十倍的水予以稀釋后，還需長距離的流經城市地下管網，之后才能再對其進行后期的分離處理、以期實現對糞便的收集利用和循環用水，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夠環保、不夠節能、也不夠綠色化的處理方式，完全可以從源頭就實施更為適用的處理模式。”由此錢易強調，資源再生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有技術因素、也有管理因素，還有宣傳教育因素;有工業因素、也有農業因素，但最重要的是需要我們每一個人都參與其中。

  　　“中央提出了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化發展，未來應要加強在文化教育領域對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化發展的教育，應采用包括小學、中學、大學等各類學校教育，以及媒體、文藝等社會教育渠道和非政府組織的活動等各種各樣的手段——但目標不僅是學生，也要包括政府官員、企業高管和普通居民。”“在加強生態文明教育的過程中，既要繼承祖國的優秀文化傳統，也要吸收國外的先進觀念。最終的目的是形成熱愛生態環境、促進可持續發展人人有責的社會風尚。”她說：“生態文明建設與綠色化發展都要納入相關法律，要加強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特別是應建立考核指標體系，改變唯 GDP 至上的觀念和做法。應該正確認識 GDP 的數量和質量———我們需要的是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在關注 GDP增長速率時，必須分析資源利用率及 GDP 發展對環境的影響。”最后錢易特別指出：“聯合國組織與各國各類機構都曾就經濟發展作過大量研究并提出了很多理念、得出了許多成果與指標，對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借鑒、衡量與促進作用。”